我的抗遺忘實驗

    我最近開始做一個試驗，用手機攝像頭拍下生活中的各種實體物品，包括各種票據、手寫筆記、浴室所用的洗浴用品、咖啡包裝盒及說明書、啤酒、紅酒等等。這個實驗基于一個前提：我已經越來越記不住這些東西的具體細節，比如我常常因為發票丟失而無法報銷費用，又或者因為忘記手寫筆記里的一些內容而抓狂。因此，我需要將本來是屬于大腦的記憶外置到手機上，并通過云端同步到我的iPad以及pc端上，這樣當我需要提取記憶時，掏出手機、iPad或者找臺能上網的電腦即可。

    我的這個實驗并非刻意為之，而是自己的本能使然。作為數字時代的新公民，我從一開始就積極面對這個新時代，我已經把自己的思考和對知識的記憶都遷出大腦，放在某個云端的服務里，如今，大量實體物品的信息也進入這個這個服務。我的大腦幾乎不再存儲什么記憶，一切都在云端的服務里。就像某些軟件鼓吹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云端服務成為人類的第二大腦，它負責你的一切記憶。

    這個實驗剛開始時，我有種前所未有的輕松，再也不必記住那么多的事物，所有的記憶都用手機完成，同步之后隨時調取。然而一段時間之后，我發現手機里的“記憶”越來越多，好的壞的，盡管我也認可“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的”這句勸告，但我卻無法也無力去審視那些手機“記憶”，于是刪除成為我審視“記憶”中的常態，可倘若這些記憶的最后命運是刪除，那為什么不一開始就選擇大腦來記憶呢？第二大腦的刪除和大腦的遺忘又有什么區別呢？

    遺忘為何成為奢侈品

    我的抗遺忘實驗最后以失敗告終。然而當我重新以“遺忘”的心態開始生活時，卻面對著一個完全沒有遺忘的機器世界。

    無數人引用過米蘭昆德拉的一句話來形容人與強權的關系，即“人與強權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這句話同樣適用于如今的語境。在前互聯網時代，人們需要拼命記住一些強權試圖抹去的記憶，而在這個互聯網時代，雙方的位置發生了調換，人類認識到他們最希望的是去刪除那些過往的記憶，然而，控制這些記憶的強權，卻并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寫過《大數據時代》的舍恩伯格在另外一本重要著作《刪除》中舉了幾個例子：一位應聘中學教師的女子，因為幾年前的一張拿著類似酒杯并作出喝酒姿態的社交媒體照片而被拒絕錄用;一位加拿大醫藥學教授由于之前在一個極其小眾的行業雜志上談論自己幾十年前服用過迷幻劑而無法入境美國。這些案例都在表明，人們如今已經無法控制自己記憶，你以為你大腦遺忘了，甚至第二大腦也遺忘了，但別天真了，還有無數個分布式的第三、第四大腦都在保存著這些記憶。

    Jaron Lanier對此深有體會，在其新書《who own the future》里，Jaron Lanier將這些分布式的第三、第四大腦統稱為Siren Servers，他們可能是政府部門（比如NSA以及某些神秘部門）、銀行保險機構、互聯網巨鱷，Siren Servers的共同點在于，收集個體的各種記憶信息，并通過分析實現某些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這些Serin Servers里，以互聯網公司最不愿遺忘。互聯網經濟本質上就是一種信息經濟，互聯網公司類型眾多，但不外乎是信息收集商（如Google）、加工商（如新聞網站）和販運商（如facebook）三大類。互聯網公司打著“免費”的旗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販賣信息，用戶當然免費使用了這些服務，而互聯網公司也免費得到了這些信息，并據為己有，存儲在全球各地服務器上。當你在instagram上發布一張照片后，instagram默默保存下這張照片，并有權在其他場合提取這張照片，這張照片可能是你的某個時間點的記憶，就這樣，你的記憶被悄無聲息的移走了。即使你刪除了你賬戶里的照片，想去遺忘這段記憶，你也無法刪除服務器上的副本，更無法刪除搜索引擎上的存檔。因此，互聯網讓人類進入一個不會遺忘的新時代。

    記憶與遺忘的斗爭還在繼續

    上周英國保守黨啟動遺忘程序。保守黨把其網站上2000年到2010年5月之間的所有發言記錄和新聞稿統統刪除，其中包括卡梅倫競選期間的一些承諾，由于該網站屏蔽了搜索引擎爬蟲，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保守黨抹去了過往的記憶。這一舉動與奧威爾筆下某些部門的做法如出一轍，他們希望選民遺忘曾經的承諾和表態，并通過新一輪的重復宣傳和引導，重新為選民構建一個新記憶。

    政府當然有能力這么做，而作為普通的個人，卻還要繼續承擔失去遺忘所帶來的種種噩夢。從權力的角度來看，我們漸漸失去對記憶的所有權甚至控制權，試問你如何影響搜索引擎刪去一條你的記錄？而當這些記憶被標榜創新的互聯網企業去賺錢時，我們真的無能為力。

    另一方面，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說，人類大腦遺忘機制乃是一種選擇性或抹去過去的記憶方式。這一機制讓人類大腦有足夠的容量和能力去處理一些重要事情。如今，即使人腦不去存儲那些沒有選擇性的記憶，但處理這些記憶所花費的力氣也一點不亞于記憶。由于存在著大量國務，我們逐漸失去了生活在當下的能力，這或許也是不遺忘族群的成人禮。

    人們同樣也在抗爭。在歐洲，互聯網巨頭Google、Facebook不得不面臨來自政府和民間的壓力，迫使這些公司做出一些調整，比如縮短搜索數據的保存年限。另一個自救方案則是出現了一個新的隱私保護行業，你掏錢，他們負責刪除信息，清洗記憶。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認為，硅谷的互聯網公司一向將技術作為個體解放進而平等的工具。然而當技術使得一部分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權力享受遺忘時，不免有些黑色幽默。